財團「戀媒癖」的憂思

財團「戀媒癖」的憂思

文/羅世宏

近 日， 喬 治‧盧 卡 斯（George Lucas）出售其電影公司予迪士尼，而這筆交易將為盧卡斯賺進 40 億美元。盧卡斯已公開表示，這筆錢將全數捐作教育慈善之用。

電影是盧卡斯的最愛，但教育慈善事業更是他的終身夙願。早在兩年前盧卡斯即對外透露自己對於慈善事業的承諾：「我將貢獻出我的大部分財產，來改善教育事業。因為教育是人類生存的關鍵，我們必須為這個目標邁出堅實的第一步。我希望能盡一己之力，讓孩子們認識社會、懂得情感的重要。」

換作台灣的首富和巨富們，一定不作此想。40 億美元，那可是相當於台幣1200 億元的巨款，剛好等於台灣這幾年所有媒體併購案的交易金額。換言之，這筆錢可以用來買下中時報系、中視和中天電視、凱擘（台灣第二大有線電視系統）和壹傳媒集團。對台灣首富和巨富們來說，捐款興學或砸錢買媒體之間毫無可比性，當然是買媒體比較合算。

這幾年，台灣商人對港台媒體的興趣超乎尋常。宏達電（HTC）老闆王雪紅以台幣 300 多億元入主香港 TVB（及台灣的 TVBS），富邦金控老闆蔡明忠以 600 多億收購凱擘，旺旺集團老闆蔡衍明也在購買台視和香港亞視的行動受挫之後，以台幣 200 多億元成功收購台灣的中時報系、中視和中天電視，但蔡衍明猶嫌不足，繼續以台幣 700 多億元收購台灣最大的有線電視系統，而中信金控集團少東辜仲諒也準備以台幣 175億元買下擁有台灣《蘋果日報》、《壹週刊》和壹電視的壹傳媒集團。

近日又有傳聞爆出：在辜仲諒用來收購壹傳媒集團的資金中，除了台塑王文淵家族之外，蔡衍明也赫然在列！

若此傳聞屬實，那麼着實令人好奇的問題是：這些台灣富豪、特別是超過九成生意在大陸的蔡衍明，為何對台灣媒體情有獨鍾？畢竟他對媒體的興趣已經超乎正常程度，幾近於一種「戀媒癖」，仿佛恨不得台灣媒體盡入其一手掌握。身價 80 億美元，位居台灣首富的蔡衍明，雖然擁有相當於盧卡斯兩倍的財富，卻並未效法盧卡斯的慷慨與公心，他寧可橫眉冷對社會訾議，一家又一家的買媒體。

像蔡衍明這樣的富豪爭先恐後買媒體，已經對台灣的民主和言論多元性構成威脅，但馬英九政府似乎無動於衷，完全沒有阻止財團包辦媒體的行動，甚至沒有足够警覺：當這些具有影響力的台灣媒體一個個盡入財團之手，未來難保台灣政府不會過度受制於這些有錢有勢且手握超大麥克風的財團。這也令人狐疑：「以經圍政」的進化版或將是「以媒圍政」？台灣這些富豪在積極收購媒體時，心中的天平是否已自動放上了「中國大陸因素」這個砝碼了呢？

這一切恐怕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杞人憂天。此前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即大言不慚地為中共鎮壓六四辯解，而最近面對記者「大陸方面是否希望台塑買壹傳媒」的提問，確認將出資與辜仲諒（以及傳聞中的蔡衍明）聯手合買壹傳媒的台塑老闆王文淵表示：「我想他們應該會歡迎」，因為台塑集團「很務實，很中立」。

原來，在台灣富豪們大買媒體的動作背後，不無取悅中共的動機。台灣財團手上若有媒體加持，就有如「帶槍投靠」，未來很有可能在中國大陸受到更多投資禮遇。這確實是一樁算盤打得精準的生意。

就算不對他們的大陸生意經多加揣測，但若媒體盡入這幾個財團之手，恐怕對台灣民主也是有害無益的。正如《聯合報》社論指出：「財團經營媒體，原來的主業仍是本體，其手下媒體佔財報損益結構的比例甚小，卻在積極面可能成為整個財團極為有力的『政經公關部門』，在消極面亦能成為整個財團的『社會防火墻』……台灣媒體財團化後，可能進入『政 ‧ 媒 ‧ 產 ‧ 金』糾纏不清的時代；再加上媒體若亦在對岸政經關係上深耕密植，尤難窺其堂奧。」

此前，所謂「香港大陸化、台灣香港化」或許言過其實，但原先對台灣民主充滿信心的人，此刻恐怕也難掩真實的憂慮：財團壟斷控制台灣媒體一旦成真，媒體因大陸因素而開始自我審查或消音，或許台灣民主的內涵就要被一點一點的腐蝕，最終台灣可能不必先「香港化」就直奔「大陸化」了。（本文原刊於《陽光時務週刊》第31期）

旺中案後的言論自由危機

原載於 2012年5月22日  《陽光時務》

余英時傳真親筆信函：「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

文/羅世宏

走進旺旺中時集團位於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的總部，迎面就是偌大的旺旺公仔一副敞開四肢、開心大笑的模樣。不只如此，無所不在的旺旺公仔不僅出現在員工餐廳入口處，也出現在《中國時報》的報頭和網站，貌似童稚卻難掩張揚的氣質，與這份曾經引領輿論風騷、標榜「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的優質大報形成相當大的反差，甚至透著一種時代錯亂、極度不協調的荒謬感。


繼2009年拿下中時集團、中天電視台和中國電視公司之後，旺旺中時集團再度於2010年12月27日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提出申請併購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中嘉有線電視系統。此一不知節制、砸錢大買媒體的舉動，引起台灣公民社會警戒：蔡老闆買這麼多媒體，到底想幹什麼？台灣的新聞自由又將伊於胡底？

財大氣粗 斯文掃地

故事應從2008年底說起。在中國大陸發家致富的旺旺集團老闆蔡衍明砸下台幣數百億元，在2008年底順利取得中國時報集團的經營權之後，歷經波折終於在2009年5月底如願入主台灣的中天電視台和中國電視公司。

但由於這項媒體併購案引起社會爭議，過程中有失顏面，財大氣粗的旺旺中時集團旋即於2009年6月2日在台灣各報頭版刊登半版廣告，以近乎通緝的方式，指名痛批並且直接刊登主管媒體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三位委員的照片，這種公開點名並羞辱（name and shame）擋其財路者的不尋常動作，引起軒然大波。

旺旺中時集團得寸進尺，隨即又遷怒過程中公開批評或報道此一併購案的七位學者及記者，要求這七位學者和記者一周內道歉，並且立即寄出存證信函揚言提告毀損旺旺集團名譽。

台灣社會忍無可忍，幾天之內有150位新聞傳播學者連署抗議旺旺中時集團的行為有損台灣社會珍視的言論自由，並要求旺旺中時集團「懸崖勒馬」。雖然事後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蔡衍明口頭致歉並承諾不會提告，但其人表現出來的財大氣粗與中國時報的斯文掃地，足以證明台灣的言論自由環境已出現質變的隱憂。

公器私用 媒體質變

入主中時集團，並坐擁衛星電視和無線電視頻道之後，蔡老闆稱得上是真正有錢有勢，旗下媒體支持馬政府的姿態更加明顯，同時這些媒體淡化中國大陸負面新聞、強化中國大陸正面新聞的趨向也與日俱增。

2009年12月26日中時頭版頭條刊出「陳雲林是C咖」的報道，隨即該報總編輯夏珍突遭撤換。新聞界盛傳此一報道惹惱大陸高層，蔡衍明更是暴跳如雷，夏珍遭到撤換是為了給大陸高層一個交代。此一傳聞雖經夏珍本人低調否認，但今年一月間華盛頓郵報專訪蔡衍明，蔡衍明間接證實該報道「冒犯了人，不只大陸人，（而且）讓我受到傷害」，蔡還大言不慚地說：「記者有批評自由，但需要在下筆前三思……」

旺旺中時集團這種深怕得罪中國大陸當局的心態，其後更加表露無遺。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二天，台灣各報以中國時報最為低調：僅有2個版的相關新聞，而且頭版未以頭條新聞處理，頭版亦無劉曉波照片，無社論僅有一篇短評。相較之下，自由時報和聯合報皆用超過3個版處理相關新聞，而且除了在頭版頭條圖文並茂大幅報道之外，還以社論肯定劉曉波獲獎的意義。

有什麼樣的老闆，就有什麼樣的媒體，難怪中國時報在蔡衍明入主之後，每遇敏感議題總是出現自我審查的狀況。劉曉波獲獎新聞如此，艾未未被拘的新聞亦復如是，中國時報變得總是小心翼翼，捏著嘴巴說話，搖著尾巴示好。素來以時評深度、廣度與自由度見長的中國時報論壇（時評）版，也據傳不得碰觸六四事件、九二共識及達賴喇嘛等議題。

特別是2009年8月11日創辦的子報《旺報》，至今新聞與言論表現似乎有「隱惡揚善」、「報喜不報憂」的傾向，正面與負面新聞比例懸殊，大量轉載大陸媒體與引用官方消息來源，總體營造出兩岸、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盛世」氣象，有損媒體應完整、客觀與平衡報道的職責。

無怪乎，中國大陸雖嚴格封鎖台灣各報網站，卻唯獨經常對中國時報和旺報「網開一面」，使後者享受特殊的差別待遇，旺報甚至還得以獲准登上中國大陸航空公司的兩岸直航班機。

內部文化一言堂

中國時報的內部文化歷來較為自由開放，中國時報產業工會也較有實力，但在蔡衍明入主之際，中國時報工會竟自動解散，而且原本自由開放的內部文化也逐漸走向一言堂化的道路。

今年4月5日，旺旺中時集團總管理處公告懸賞台幣100萬元舉報「錢衷時」。此前，自由時報刊登一篇自稱前中時員工（化名「錢衷時」）的投書，投書內容批評旺旺集團入主中時後導致報格沉淪，引起蔡老闆震怒。這種在報社內部公然懸賞獵巫的乖張行徑，等於是不容許內部存在任何不認同老闆意志與立場的異己，實已對報社內部的新聞自由氣息造成嚴重威脅。

最明顯的是，4月11日中國時報突然以人力精簡為由，將長年主持該報時評版的資深編輯蔡其達（筆名晏山農）解僱資遣，只因他被懷疑對報老闆不夠忠誠，而中國時報新任總編輯張景為更於數日後發出〈給編輯部同仁的一封信〉，強力要求中時員工應該「團結、愛報」，集團內的諸多資深記者編輯，也競相發表等同於向老闆宣誓效忠的公開文字，勤王表忠氣息頓時瀰漫整個中時集團，其恐怖程度實不足為外人道，正如無故被解僱的蔡其達指出，「陰霾已全面籠罩中時天空。」

有償新聞 兩岸通吃

2010年12月13日，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在博客上撰文「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表明辭職是因為無法再忍受該報繼續出賣新聞，收錢為政府和企業廣告主進行置入性行銷（類似中國大陸所謂的「有償新聞」或「軟文」）。

新聞置入性行銷固然不是旺旺中時集團專屬的現象，但種種跡象顯示，在蔡衍明入主之後，旺旺中時集團在出賣新聞的表現上最為積極，而且這樁生意早就做到對岸去了。

近日有自稱曾任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旺報》重慶辦事處主任助理的中國大陸網友張世杰，在推特上公開報料，揭露旺旺中時集團在大陸招攬廣告軟文，收錢為大陸各省市地方政府製作正面宣傳的專題報道。張世杰自稱：「在此公開旺旺中時集團在重慶恐嚇員工，違背媒體道德與違反法律的真相。……反覆思量，雖然我們一直受到旺旺中時集團的強力打壓和消息封鎖，甚至面臨生命危險，但不管怎樣，這些事情還是要讓公眾知曉，了解真相，讓人評說。我們幾位同事也希望討回公道，維護尊嚴。」

台灣的旺旺中時集團立即於5月11日聲明否認，撇清責任，並表達將追究惡意誹謗的法律責任。這件事的完整事實有待釐清，但或許並不純粹是空穴來風，因為兩岸新聞界關於旺旺中時集團的類似傳聞已非一天兩天了。

此前，中國大陸福建省長蘇樹林率團訪台時，中國時報曾有違法置入廣告的狀況，而且此一傳聞經過核實，有相當確鑿的直接和間接證據，而陸委會主委賴幸媛也對此表示，此案違法事實「相對明確」。而蔡衍明日前在旺中併購案公聽會上竟公然抗辯「為什麼不讓我們賺光明正大的錢？」顯然，蔡老闆沒有搞懂為什麼媒體不能出賣新聞。

旺旺中時集團以有償新聞通吃兩岸，不僅不以為恥，還讓這種「新聞貪腐」常態化，已使旺旺中時集團的誠信受到嚴重的質疑。不說政治目的，光是為了錢大賣新聞到如此惡質的程度，就已對台灣的新聞自由和專業尊嚴構成極大威脅。

看蔡衍明入主中時集團至今，一路走來，中時集團的報格與新聞言論表現，只有更沉淪，沒有最沉淪，墮落程度一再刷新紀錄。今年1月21日華盛頓郵報刊出的蔡衍明專訪，顯露出他對六四歷史真相的無知，更顯示他毫無民主自由的理念，再加上近日旺旺中時集團為老闆的媒體併購案鼓與呼，以及其與壹傳媒集團之間的相互叫陣和攻訐，更顯示蔡衍明或許是一個很會賺錢的米果商人，卻不是一位適格的媒體老闆，而且他極度缺乏新聞媒體是社會公器的基本認識。

公民社會保衛台灣民主

當旺旺中時集團不斷挑戰台灣公民社會的容忍底線，不斷違反民主自由社會底下新聞媒體的公器角色，今年年初台灣知識界終於站出來反對它透過一次次的媒體併購變成更大的媒體巨獸，發動「當中時不再忠實，我們選擇拒絕──拒絕中時運動」。

風骨嶙峋的海外學者余英時支持此一運動，更跨洋傳真親筆信函，對旺旺中時集團提出直率的批判：「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誠哉斯言！台灣公民社會必須站出來反對旺旺中時集團繼續併購更多的媒體資源；歷史也將會證明，這是台灣公民社會保衛民主、守望言論與新聞自由的重要戰役。

(作者係台灣傳播學者)

官員龍應台

文/羅世宏

2012.02.27 31322 《南都週刊》 2012年度第7期

全文較長，請見：

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202/29096.aspx

郭台銘的夫人受罰了

文/ 羅世宏

2011.12.12 《南都週刊》2011年度第48期

外籍看護工月薪1萬7千多元，相對於臺灣本地看護工薪資6萬元，外籍看護工實在是“便宜又好用”。把外籍看護工當作家務幫傭來用，早已是許多臺灣家庭習以為常的潛規則。

臺灣首富、富士康老闆郭台銘的夫人曾馨瑩日前在臺北逛街購物，身邊有外籍看護工幫忙提袋，被媒體直擊拍照，涉嫌違法濫用外籍勞工。案經臺北市勞工局緊急調查，認定曾馨瑩確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中不得“指派所聘雇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的規定，要求曾馨瑩到案說明並罰款新臺幣三萬元。

這件看起來不大不小的事情，引起臺灣社會熱烈議論，有人鼓掌叫好，認為曾馨瑩為富不仁，以外籍看護工為芻狗，把理應在家照顧郭台銘85歲母親的外籍看護工帶出去打雜，活該被罰；但也有人認為官方小題大作，這種事情司空見慣，曾馨瑩樹大招風，只是比較倒楣被媒體拍到而已。

此事在官方開罰之後，風波暫歇，不過這件小事對臺灣社會具有相當大的教育意義。

臺灣已成為高齡化社會，平均每10人之中就有一人是超過65歲以上的老人。在子女無法親歷親為照顧老人的情況下，需要大量看護工，又因外籍看護工的薪資較低，因此陸續從東南亞各國引進聘雇了許多外籍看護工，目前臺灣的外籍看護工人數已達19萬人。

其實，把外籍看護工當做家務幫傭來用，早已是許多臺灣家庭習以為常的潛規則。依法只能負責照顧重病老人的外籍看護工，往往被雇主要求從事清潔、打掃、洗衣服、帶小孩等工作，惡劣的雇主甚至要求外籍看護工協助打掃親戚家的房子，勞動條件與權益受到相當程度的侵害。依據臺灣法律規定，雇主這類要求均屬違法，別說外籍看護勞工不願意，即使外籍看護工本人願意做這些分外工作，這些雇主也是違法的。

臺灣國際醫療行動協會近年的調查報告發現，外籍看護工的工時過長，出現頭痛、下背痛的比率，明顯比本地看護工高很多，而且有高達五成八的外籍看護工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該項調查也顯示，外籍看護工離鄉背井，勞務繁重，其中有憂鬱心理者也大有人在，需要社會關懷與協助。

但是，許多外籍看護工對於雇主的不合理要求，通常是敢怒不敢言，因為臺灣的外籍看護受到基本工資保障，月薪有1萬7千多元（新臺幣），相比于東亞其他地區，臺灣的外籍看護待遇相對較高。相對於臺灣本地看護工薪資6萬元，外籍看護工實在是“便宜又好用”，難怪許多臺灣家庭想方設法申請聘雇外籍看護工，就連曾馨瑩也不例外。

曾馨瑩在事發之際，聲稱不清楚相關規定，一時網路上罵聲四起。不少人批評，郭太太家裡這麼有錢，10個台籍看護工和幫傭都請得起，何必和升鬥小民搶稀少的外籍看護工配額，而且還當傭人使。

當然，曾馨瑩不是唯一受罰的雇主。此前，藝人陶晶瑩的老公李李仁偽造文書聘用外籍看護工，遭法院判決緩起訴1年，罰處公益金60萬元。為了保障本地看護工的工作機會，臺灣家庭想申請聘用外籍看護工，需要符合較嚴格的條件，因此不少臺灣雇主偽造相關檔，利用看護名義申請，但聘用後卻讓看護工從事家庭幫傭工作，這儼然變成聘雇外籍看護工的潛規則，案例多到見怪不怪的地步了。

平心而論，曾馨瑩不像是惡形惡狀的雇主，既是“初犯”，違規情形也不算太嚴重，或許也可能真的“不清楚相關規定”，但無論如何這件事情算是給臺灣社會上了寶貴的一課。

經過此次風波，不管自家有沒有聘雇外籍看護工，民眾開始瞭解原來外籍看護工不能當傭人使喚，也瞭解到外籍看護工對臺灣社會的重要性。想想看，若外籍看護工一旦全都棄臺灣而去，家中臥病老人無人照顧，許多經濟上無力聘雇本地看護工的中下階層家庭將不知所措。

當然，臺灣特有的人情味，有時讓外籍看護工在臺灣也有家的感覺。在我居住的社區，有不少人和外籍看護工互動融洽，過年過節主動送禮物，給她們寄回家鄉。也有在香港、新加坡或韓國待過的看護工說，只有臺灣的民眾在社區碰面時會主動和她們攀談，噓寒問暖，點頭致意或報以親切的笑容。

首富夫人的區區三萬元罰款，應該讓臺灣民眾學到這一課。外籍看護工遠來是客，再加上她們為臺灣守護老人，臺灣社會應該給予應有的尊嚴，讓她們不僅成為家裡的一分子，更讓她們感受到家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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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視廣告的貓鼠遊戲

文/ 羅世宏

2011.12.22 《南都週刊》2011年度第49期

臺灣的電視臺往往在熱門節目時段超賣廣告，導致廣告超秒播出，與當局玩起貓捉老鼠的遊戲。

大陸廣電總局的“限廣令”說，自明年1月1日起，各電視臺不得在每集電視劇中間插播任何形式的廣告。

廣告收入對臺灣的電視臺同樣是命脈所系，但與大陸不同的是，臺灣廣告市場較小，分食者眾，導致電視廣告成為買方市場，電視臺必須鉚足了勁，想方設法爭取廣告客戶，甚至競相削價，買一檔廣告送一檔廣告，或是買廣告送若干條新聞，甚至不惜犧牲新聞誠信與專業倫理，將廣告置入在節目和新聞當中。

換句話說，臺灣電視業被迫奉行收視率的鐵律，或許可說是全世界最徹底執行以收視率換算廣告費的地方，以尼爾森公司壟斷的收視率資料，嚴格計算所謂“每一收視點成本”，資料精細到24小時當中任何一分鐘的收視率；電視臺所有的節目產制，最後仿佛都是在為收視率資料打工，收視率成為電視節目最主要的生產邏輯。為電視臺的稻粱謀，哪怕是再好的節目，只要收視率資料低，隨時面臨腰斬的命運；品質再差的節目，若是收視率還可以，電視臺就會繼續做下去。到後來，臺灣的電視生態只剩下收視率邏輯，幾乎已完全被廣告市場所驅動。

現在，臺灣除了公共電視臺、客家電視臺、原住民電視臺和少數慈善性質的電視臺如大愛電視臺不播商業廣告，其他所有以商業廣告作為主要營收來源的電視臺均已淪陷，粗製濫造與嘩眾取寵的節目大行其道，可說已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

儘管如此，臺灣當局尚未祭出類似大陸這種強度的“限廣令”。臺灣目前行之有年的廣告管理政策主要依據“廣播電視法”和“衛星廣播電視法”，前者適用無線電視臺，後者適用其他依賴衛星和有線電視系統播出的頻道，規定相對寬鬆。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34條，電視電臺播送廣告方式與每一時段中數量分配之規定，以新聞和氣象報導節目較嚴格，其他類型節目較寬鬆。新聞報導及氣象預報時間達30分鐘者，得插播廣告1次；達45分鐘者，得插播廣告2次；達60分鐘者，得插播廣告3次。其他類型節目（含電視劇）時間達30分鐘者，得插播廣告2次；達45分鐘者，得插播廣告3次；達60分鐘者，得插播廣告4次。現場實況節目如運動賽事轉播，廣告插播得選擇適當時機為之。同法第36條還規定，廣告之音量不得超過節目正常進行之音量。另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廣告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1/6。單支廣告時間超過3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形態播送者，應於播送畫面上標示廣告二字。計次付費節目或付費頻道不得播送廣告。

以一個小時長度的電視劇為例，依臺灣現行規定可插播4次廣告，合計時間不得超過10分鐘。儘管如此，電視臺業界仍認為規定太嚴格，希望法令放寬對於廣告時間的限制，以期在黃金時段有更多時間可以彈性運用來播放廣告。

綜合地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於廣告插播次數與時間的限制，電視臺往往在熱門節目時段超賣廣告，導致廣告超秒播出，與當局玩起貓捉老鼠的遊戲。先不說廣告超秒播出未必每次都被官方逮到，因為這需要龐大的監看人力成本，就算有時真被逮到，最多也是被警告或罰款，大抵都被電視臺當做正常的營運成本吸收了。

臺灣觀眾不是沒有抱怨，特別是對於黃金時段的熱門節目，一小時內插播多達4次，疲勞轟炸的廣告實在讓人受不了。扣掉廣告時間，每集節目的劇情進展有限，導致原本劇情緊湊的好戲，被頻繁播出的廣告切割得支離破碎，甚至變成“拖棚”（意指劇情因人為刻意的拖拉而失去原應有的戲劇張力）的歹戲。

只要電視臺仍然依賴廣告為生，如何對廣告播出施加合理限制，同時在電視臺收益與觀眾權益之間求取平衡點，將繼續考驗著電視主管機關的智慧和能力。

眼前，臺灣應該沒有條件實施類似於大陸的“限廣令”。電視臺財務普遍不佳，廣告市場太小的情況下，臺灣當局若想禁止電視劇中間插播廣告，其實是不太現實的。比較務實的做法，是既讓電視這匹馬兒吃草，也強迫要這匹馬多跑點路。否則，像貓捉老鼠一樣，老鼠終究捉不勝捉，甚至老鼠還可能會化明為暗，把現在節目中間插播的廣告放進了節目裡面，那恐怕就更糟糕了，不是嗎？

圍觀台灣大選的微觀文化政治

因為民主選舉就本質而言，其實也就是一場媒體戰、輿論戰，其間涉及的不只是候選人的公開話語，還有選民的心理感受和「社會觀感」，在在牽動著一場選舉的操作，甚至可能左右選舉的結果。

文/羅世宏

13/01/2012 《陽光時務》第11期

我打算從文化的角度來談台灣這次2012年總統大選。從文化研究的理論視角審度，文化價值觀、偏見與意識形態滲透在常民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當中，並且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著候選人和選民之間微妙互動的社會心理狀況，形塑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政治，一種奧妙的微觀政治。

觀察這種微觀政治的最佳的目標，就在公共輿論的動靜浮沉，因為民主選舉就本質而言，其實也就是一場媒體戰、輿論戰，其間涉及的不只是候選人的公開話語，還有選民的心理感受和「社會觀感」，在在牽動著一場選舉的操作，甚至可能左右選舉的結果。

話說有一天在嘉義搭往高鐵站的計程車上，司機告訴我，他周遭一些老人家還保有男尊女卑的觀念，認定女性當總統不太適合，「沒查某做皇帝的」（意指女性不應當總統或女總統就不像總統）。儘管台灣號稱是東亞各國或地區男女平等狀況較佳的地方，這種男尊女卑的文化價值觀仍然影響著一部分的老人。

但是這種對部分老人根紮得很深的文化偏見，現在對年輕的一輩來說已經漸漸比較淡了，有些年輕人甚至覺得，台灣若能選出一位女總統，除了挺有面子之外，若政治人物能發揮女性外柔內剛的特質，有助於化解台灣民主化過程的撕裂之痕與暴戾之氣。因此，這場「雙英對決」（馬英九與蔡英文）的選舉，也在測試台灣選民能否跨越性別意識形態。

蔡英文一邊強打「台灣女總統」的訴求，也不忘召喚族群的身份認同。到客家族群人口較集中的客家莊，她不忘提醒客家選民「客家妹要當總統了」。台灣這幾次選舉，占人口六分之一強的客家族群，相當程度對選舉有影響。本身非客家人的馬英九也不忘每年春節趕赴苗栗通宵的純樸傳統四合院小村落，向當地的馬家鄉親拜年兼發壓歲錢。馬英九把這個小村落當第二個故鄉，時不時公開說幾句硬學的客家話，為的就是拉攏客家選民的認同。

台灣的客家人口約有四百萬人。每次一到選舉，候選人都紛紛自稱有客家血統，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固然如此，馬英九和蔡英文亦復如是，至於到底是幾分之一的客家血統，會不會講客家話，往往不是很重要，也不會有太多選民認真追究。

這次，真客家籍的蔡英文對上假客家籍的馬英九，馬英九陣營不免擔心客家選票流失，因此由國民黨的客籍大老吳伯雄出面批評蔡英文不會說客家話，藉此質疑蔡英文的純正客家身份。蔡英文也不是省油的燈，立刻公開回擊，不會說客家話是因為國民黨執政數十年來施行刻意打壓方言的政策，做為國民黨粗暴的語言政策的受害者，她承諾未來會努力學說客家話。

每到選舉，弱勢群體和青年選民也會獲得候選人特別關注。畢竟這群平常人微言輕的群體，在選舉中還是握著寶貴的一人一票。候選人不忘親自駕臨菜市場、小吃攤，與販夫走卒話家常，與升鬥小民握握手。候選人似乎都相信，只要多握一隻手，就可能多進帳一張選票。

同樣地，每到選舉前夕，平常被政治人物忽略、而且占台灣人口相當少的務農人口，也照例成為各方極力拉攏的對象。此前，民進黨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老農年金太少，並主張老農年金應加碼多發新臺幣一千元，農委會官員一開始強硬回應這是民粹式的操作，但是過不了多久，國民黨政府即通過「農民年金條例」，目的除了向農民邀功之外，也避免老農年金加碼多少的問題繼續成為選戰中對手攻擊的要害。民進黨陣營立時痛駡國民黨是「拿香跟著拜」，無賴式的跟進複製其政策主張。但掌握立法院多數的國民黨很聰明，馬上跟進修法將老農津貼加碼一千元，為的就是不讓民進黨從農民這裏討到便宜。

今年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弱勢群體是青年選民。近年來，台灣青年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起薪低、工作難找之外，房價更有如大山壓得青年喘不過氣來。其中一群20到24歲的青年選民被稱做「首投族」（意指第一次擁有總統大選投票權），人數大約有160萬，投票意向不明，成為各黨候選人的兵家必爭之地。

候選人除了使出各種花招討好各階層選民之外，屬於私領域的情欲問題也被拿出來公開炒作。單身女性的蔡英文曾在選舉過程被影射是同性戀，但蔡英文選擇不對此做任何回應，質疑者自討沒趣，不了了之。

緊接著，近日媒體報料蔡英文副手蘇嘉全的妻子洪恒珠曾看「猛男秀」，逼得蘇嘉全出面為此公開道歉。原來，洪恒珠十年前在一場朋友的生日派對上觀看兩名猛男跳舞。各界對此反應不一，有人視之為「醜聞」，也有人斥為對手的負面選舉宣傳，竟把十年前私領域的小事拿出來炒作：看猛男秀又怎麼了？有什麼大不了的？蘇嘉全有什麼好道歉的？

在雙方差距較小的激烈選戰中，難怪候選人都步步為營，深怕犯了什麼錯誤，造成社會觀感不佳而導致滿盤皆輸。在雙方攻守之間，互有勝負，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牽動媒體輿論，造成雙方差距縮小或拉大。

此前，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因為一個「台灣夢想家」的大型音樂劇文化活動而倉皇下臺。原來，在這個由政府出資主辦的文化活動，短短兩三個晚上的演出，居然耗資二億多元，頓時引起各方撻伐，質疑政府亂花錢，以及其中可能的貪腐問題。此事因盛治仁的立馬下臺而暫時解除危機。

轉守為攻的國民黨先是報料，蘇嘉全濫用特權興建豪華「農舍」，逼得蘇嘉全最後自願將農舍「充公」，捐給地方政府。打蛇隨棍上，國民黨之前更報料指控蔡英文圖利自己的家族，濫用此前曾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權力，主導投資一家製造愛滋病藥物的宇昌公司，並在短短八個月之間獲利一千多萬元。

此事的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但民進黨也立刻反擊，指控政府違反行政中立，疑有偽造文書誣陷蔡英文、「意圖使人不當選」、違反選舉公正之嫌。雙方的抹黑文宣比賽，隨著選舉日逼近而轉趨激烈。

除了臺上的候選人較勁飆戲之外，台下的觀眾也沒閑著，甚至有人藉選舉發財。每逢選舉，民間總有簽賭熱潮，地下賭盤金額逾億，賭盤押中誰當選落選，決定了眾多賭徒的輸贏。地下賭盤的主持人（亦稱「組頭」）甚至有呼風喚雨的本領，儼然成了重要的「意見領袖」，對於選舉結果不無影響。

此前，蔡英文陣營指控馬英九曾私下會見台灣中南部的賭盤組頭並爭取支持，一時鬧得風風雨雨。在馬英九陣營堅決否認並提出司法告訴之後，此事暫歇，但也凸顯了地下賭盤的影響力和敏感性。

台灣選舉有句老話是「選舉無師傅，用錢買就有」，意指勝選的竅門在於賄選買票。過去，地方小型選舉都曾經有候選人買票賄選，但全島大型選舉的買票賄選情形較不嚴重。老實年長的選民拿到賄選的紅包，往往會回報以選票，並認為拿錢不給票的行為不符「道德」的倫理要求。這幾年隨著民智漸開，賄選風氣稍弭，買票的候選人也未必能夠當選，但誰也說不準，在這次的激烈選舉中會不會在局部地區出現買票賄選的現象。

此外，台灣選舉也常見「迷信」的現象。例如，候選人通常選定良辰吉時去登記參選，並在造勢場合拿出蘿蔔（閩南語發音為「菜頭」，意指順利當選的好彩頭）或鳳梨（閩南語發音為「旺來」，意指諸事大吉）。這種從俗、甚至迷信的選戰儀式每次都要上演一次，就連候選人抽籤號次也被拿來大作文章，套用吉祥的順口溜，例如抽到一號的候選人蔡英文就說「一路領先、第一女總統」，抽到二號的馬英九就說「連任順利、勝利」，抽到三號的宋楚瑜則擺出「OK」的手勢。

當然，台灣選舉充滿創意活力的一面。例如，蔡英文用「三隻小豬」大戰馬英九的「平安符」，蔡英文呼籲支持者把裝滿小額捐款的小豬撲滿捐給民進黨，馬英九的平安符則訴求馬連任才會國泰民安。一時之間，選民各擁其主，熱烈響應，三隻小豬和平安符各有大批粉絲。目前看來，馬英九仍在民意調查中保持領先，但未到選舉日投票結果揭曉，誰也不知最後鹿死誰手。

台灣這次的總統選舉，一路高潮起伏，各路人馬粉墨登場，就像一場狂歡嘉年華會，也像一場集體遊戲，參加者除了馬蔡宋三人之外，還有上千萬的選民。在這場遊戲結束前，還有更多微觀的文化政治正在發酵，讓我們繼續圍觀下去。

我們最幸福

020/12/2011

文/ 羅世宏 

原載2011年12月20日《陽光時務》

提要：「脱北者」是「朝鮮難民」的別名，意為投奔他國的朝鮮人。朝鮮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世界，讓她的國民冒死逃離？2009年底，美國《洛杉磯時報》女記者芭芭拉·德米克出版了《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給出了問題的答案。該書一經問世，即刻榮登英文世界各大圖書排行榜。在這本被譽為《1984》現實版的書中，芭芭拉通過筆下六名「脫北者」的故事，揭開了宣傳語「在這世界上，我們最幸福」的荒誕與可悲。2011年，本書中文港台版在出版數月之內，再版二十三次，好評如潮。台灣學者羅世宏從台灣人的獨特視角，為《陽光時務》的讀者解讀這本在中國大陸無法出版的著作。

在台灣的我最近逢人就推荐一本關於北韓的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有人面露不屑之色：「為什麼我要了解北韓那個封閉又落後的國家？」也有朋友不解地問：「北韓和台灣又沒什麼關係，為什麼要了解北韓？」

他們的不屑或不解，一定程度是可理解的。不過，攸關朝鮮半島未來前途與東北亞安定的北韓，其實與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歷史關係；南北韓至今維持分裂分治的狀態，也與台海兩岸的政治現實存在著相互辯證的關係。

先不說六十年前韓戰爆發，形成了台灣海峽兩岸延續至今的分治形勢，兩地何其相像，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與金正日父子的「世襲」統治，早有台灣蔣介石父子的先例，而且平壤和台北曾經有著一樣神格化的「民族救星、世界偉人」，同樣有崇高肅穆的偉大領袖紀念堂，同樣有著軍容壯盛的閱兵典禮，同樣有著激昂的口號和標語，有著同樣的警察國家、黨國意識形態控制和無所不在的白色恐怖。

只是，這些存在於台灣過去歲月的悲情已是過往雲煙，但卻還是當前北韓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北韓和台灣的另一有趣的比較是人口相當，同樣是二千三百萬，但兩地的國民平均所得相差15倍。

雖然表面上台灣和北韓不相往來，但其實兩地之間也有微妙甚至是相當密切的互動。例如，今年4月初，親自到台灣促銷北韓旅遊的北朝鮮國家觀光總局社長趙成奎接受電視專訪時表示，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其實有不少台灣觀光客到北韓旅遊，但後來因為朝鮮半島緊張情勢而中斷，近年來台灣到北韓的觀光客大為減少。趙成奎面對台灣記者詢問北韓是否有餓死人的狀況時，神色堅定地說：「那些都是西方媒體的不實宣傳。」

此前，台灣與北韓的官方互動雖少，但1997年台灣電力公司曾與北韓完成簽約，雙方同意由北韓當局代為處理台灣核子發電產生的數万桶低階核廢料，台灣這種「以鄰為壑」的算計幾乎實現，幸而因消息曝光後惹出極大爭議而被迫取消。時間再往前推，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台灣曾經是北韓國家治理想像中的一個外在參照，例如台灣的「知韓苑」創辦人朱立熙就說，「他們不僅想「經濟學台灣」，還想「政治學蔣家」，想要了解台灣如何政權父子世襲，還能夠保持政經安定。」

對於北韓這個離台灣這麼近又這麼遠、相異和相同之處同樣多的北方國度，以及二千三百萬北韓人民的生活狀況，台灣讀者所知有限，但也充滿了窺視的慾望，例如在互聯網上詢問北韓旅遊行程細節的台灣網民就不乏其人，雖然赴北韓旅遊價格不菲，六天行程要價大約六萬元台幣之多。或許部分出於這種窺視的潛意識，最近《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辦公室主任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中文姓名為白思卉）撰寫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中文譯本一出版，馬上就吸引了我的關注。

白思卉從一張高空拍攝的衛星照片，開展她對北韓這個神秘國度的描繪。 「如果你觀看遠東地區的夜間衛星照片，會狐疑地發現其中有塊缺乏亮點的黑色區域。這片黑色地帶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衛星照片裏北韓一遍漆黑的原因很簡單，此處一到夜裏，街上沒有點亮的路燈，民居也沒有萬家燈火，因為少了前蘇聯供應的廉價燃油，北韓經濟陷入困境，發電廠也一間間關閉，導致整個國家沒有足夠的電力，而普通老百姓也窮得用不起電。各地的街道到夜裏一片漆黑死寂，只剩領導人的塑像、紀念碑和國家的指標建築繼續閃閃發光。

如何了解這個陷入黑暗的國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北韓人民？曾經派駐首爾、負責兩韓報導的作者白思卉發現，這是一個你到了當地也無法增加了解的國度。為什麼呢？因為北韓官方限制境外媒體採訪，到北韓進行實地採訪相當困難，而就算到了北韓，在官方嚴密限制下也只能看到、接觸到官方刻意安排的樣板人物和場景，聽不到人們說真話，也看不到真相。退而求其次，白思卉決定在採訪逃離北韓的「脫北者」，希望從他們的口述回憶中還原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狀況。

白思卉前後訪談了一百多名「脫北者」，最後本書中呈現其中六位同樣來自北韓北方城鎮清津（北韓第三大城）的脫北者的故事。這六名脫北者包括：被鄰居密切監視、出身成分屬於「敵對階級」的前南韓士兵之女的幼兒園教師美蘭，以及美蘭的初戀情人俊相，出身於優渥家庭的俊相就讀平壤大學，前程看好；還有忠黨愛國的國營工廠職工宋太太，以及宋太太的女兒玉熙；最後兩位是父親從中國東北地區移民回歸北韓的女醫師金智恩，以及無家可歸的青少年遊民金赫。書中這六位主角的出身背景不同，努力在極權主義體制下堅守傳統和道德，熱烈地敬愛最高領袖，或是用真誠的熱情談著戀愛，但都想盡辦法養家活口和求生，也都懷抱屬於自己的小小夢想，他們都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最終感悟到自己已被政府欺騙和背叛，並在內心掙扎和生死冒險後成功逃離北韓。

像他們這樣的脫北者超過十萬人以上，大多都經歷了九十年代的經濟停頓和糧食短缺的大饑荒（這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可能超過數百萬人）。他們通常跨越邊界逃到中國東北，然後在外國使館尋求庇護，或是先到中國再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其中至少有超過一萬五千人最後到了南韓開始新的生活。離開北韓的原因不全是因為飢餓，也有的是因為在國內感到格格不入，或是為了追求自由。很多人親身到了中國，或是到了南韓，才發現此前北韓政府灌輸人民「我們最幸福」（愛國歌曲歌詞裏「我們在這世上沒有什麼好嫉妒人家的」）的自我感覺良好，原來是吹彈即破的一紙謊言。

美蘭和俊相的愛情持續十年以上，他們的約會不在電影院或餐廳，而是兩人比肩在黑暗中散步。這段戀情最終結束，沒能修成正果，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兩人出身差距太大，而是因為從來不敢與對方分享自己內心對國家社會的真正想法，以及到最後都不敢吐露彼此有的從這個國家出逃的計劃。最後，出身卑微的美蘭一家不告而別，竟先一步逃離北韓，計劃出逃已久卻遲遲不敢付諸實現的俊相為此扼腕不已。後來也成功出逃的俊相，多年後最終雖與美蘭在南韓重聚，但此時的美蘭早已嫁做人婦。

一直在地方上享有比普通人更優越地位，夫婿在國家喉舌媒體任職，宋太太長期深信金日成是北韓人民的恩人、篤信「主體思想」，也相信北韓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後來卻歷經一家人陷入領不到國家薪資、沒有錢買食物的飢餓邊緣，最後丈夫和兒子接連因為飢餓而病死。兒子在自己眼前病死，因為宋太太最終在買藥給兒子治病或買一斤玉米的選擇中選擇了後者。宋太太自己艱難地活下來了，但一直感到內疚，認定是自己害死了兒子，而不是這個國家、政府和永遠不會錯的領袖。

本書作者寫道：「在《一九八四》一書中，喬治·奧韋爾想像了一個未來主義的反烏托邦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只有宣傳海報上才找得到顏色。北韓的情況就是如此。」

北韓人民以金氏家族為天，在北韓處處可看見各種將金氏家族神化的雕像、圖畫、建築，連花都叫金正日花，北韓生活從文宣到廣播歌曲都是宣傳政令以及讚揚國家的偉大。國外和南韓的出版品、電視節目和電影影片一概禁止流入，通往國外的網站全部被封鎖。廣播和電視頻道全是政府宣傳，受官方獎勵的告密者無所不在，說話不見容於當道即可能遭受關押或終生監禁的人可能多達十五萬人。運行各種監視手段，嚴控宣教系統，敵視美國、南韓和日本，而南北韓之間長期不通電話，不通郵，也無法使用電子郵件聯繫。到處是以金日成命名的廣場，宣教系統尊稱金日成為「父親」，強調絕對服從、以忠孝之德對待領袖。

紅色的宣傳標語無所不在：

「金日成萬歲！金正日，二十一世紀的太陽！自立自強。堅持黨的領導！」

「在這世界上，我們最幸福。」

諷刺的是，北韓除了擁有核彈頭和強大軍事力量之外，許多人民處在貧困和飢餓邊緣，而政治和經濟改革遲遲未見開展，唯獨控制人民的技術日益進步。北韓的獨立思想家若有公開說話的自由，應會有梁啟超當年之慨嘆：「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痛哭也。」

北韓似乎也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中變化最少的國度。在中國改革開放、蘇聯解體、東歐民主轉型、古巴也承諾開放房產合法買賣之際，北韓仍然以不變應萬變，第三代的金正恩接班已成定局，國家仍是金家天下。

直到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北韓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仍在南韓之上，但如今兩者已有天壤之別，一個仍在低度開發狀態，死氣沉沉，人民面無表情，一個已成高度開發國家，充滿活力，人民有尊嚴自信。

兩年前，台灣陸委會在爭取民意支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時，曾拍宣導廣告片訴求「台灣不能成為第二個北韓」，把自己孤立在區域和全球經貿網絡之外。廣告引起兩極反應，因為當前民主開放的台灣和專政封閉的北韓的狀況相差何止千里，台灣怎可和北韓相提並論？不過，不想成為第二個北韓應該是反映了台灣害怕孤立和落後的集體焦慮。

台灣讀者應該可以從《我們最幸福》這本書的閱讀經驗中反思威權歷史、珍惜民主現況，並承擔未來促進區域和兩岸和平進步的責任。這本書中文譯本如今在台北出版是件好事，想必也將逐漸在中文讀書圈引起進一步討論。

這本書難免有缺陷，作者自己也很清楚，在無從洞悉「更真實」的北韓人民生活之前，根據這六位脫北者經驗所描繪的北韓人民生活必然是不全面或有所偏頗的，作者說的很好：「北韓有太多地方外人無法得知，我不會愚蠢地認為自己所說的一切完全正確無誤。我希望未來有一天北韓能夠開放，如此我們就能親自印證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